历史分析的限度，或论中国电影与中国观众的宿命——由《南京照相馆》而引

更新时间：2025-08-02 04:02:03

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南京城破后的第一粒子弹居然是犹豫的。一小时前还在不要命猛突的大头兵，此刻端着枪瞄准平民居然颤抖了起来。他的“懦弱”很快就被军曹的巴掌打断，而这个不足一秒的镜头也无法给任何观众留下印象。 无独有偶，起先设计好背刺时机的伊藤也没下得了手，枪支在无法控制的右手里不听使唤，最终还是落了下来。这是一个很老套的桥段，我们已经见过无数次类似的内心斗争，所以不再新鲜。

这种不起眼的“犹豫”戏码在其他的影视作品里是常见且重要的，它起到一个丰富人物的作用，使得反派角色避免被塑造成纯粹邪恶的扁平形象。进入历史片的领域后，这种手法的深化使用甚至能起到决定故事走向的作用，《窃听风暴》即是一例。但同样的操作，应用到了《南京照相馆》里却显得极其怪异，甚至怪异到了观众会下意识忽略。如果你没有走马观花，而是记住了这两个镜头，并且去试着思考它们出现在这部电影里的意图，那么，一个令人消化不良的问题便会浮出水面————为什么要拍日本人开枪时的犹豫？是为了说明日本人也有良心吗？可这是一部教我们铭记历史仇恨的爱国影片，我为什么要去思考我们的敌人也是个人，或者可能是个正常的人？他们开枪时为什么犹豫，对我、对你、对中国人、对那段苦难历史来说很值得关注吗？ 导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去延续这两个怪异镜头所带来的线索。无名的大头兵被一巴掌扇到一边后就没再出现过，伊藤放下了指向“朋友”的手枪后便再也没有表现得像个人，自此，他在影片后半段里不加过渡地迅速黑化，相关情节直接成为了多数观众吐槽的剧情硬伤。

公道地说，导演在刻画日军的残暴行径与其他行为时是相对公允的。他在表现各种滥杀无辜的场景时没有去刻意地把日军脸谱化，使其成为完全无组织无理智的野兽。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他们的暴行都是在高度组织化的行动中产生的，在缺乏授意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士兵会出于个人恶趣味去随意放枪。在放弃了去过分地迎合多数观众的超逻辑印象后，“有逻辑（哪怕是残忍的逻辑）的暴行”使日军的形象变得立体化了起来，电影也因此能顺利地汲取到来自于历史现实本身所蕴含的力量，避免了沦为二流的烂大街抗日神剧的命运。一切进展顺利，但这也是电影探索的终点了。日本人会有组织、有纪律（注意，这是个中性词，）地滥杀无辜拍出来了，没问题。但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导演就只能开始我擦我不好拍了。

有的观众嗅觉敏锐，他看到这里就会说了，哎，你看看李克忠反思怪又来了，我知道你们那一套，无非就是鼓吹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责任全在战争发动者和军官，平民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们不能鼓吹仇恨啦，应该上升到更高的维度去思考问题啦，等等，这番说辞我早就听腻了。

你腻我也腻，我也懒得去讨论这些早就有定论的阿伦特式问题了。虽然话都到这儿了，但这其实是我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的引子，如果让你应激了一下还请见谅，我也没打算去聊这个问题。

我要聊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导演在历史影片中的探索限度会不会仅止于类似程度的红线？不论他超出红线后会给出怎样的探索，是否浅薄或深刻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一旦打算向日本人提出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一个能让多数中国观众满意的答案。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观众都急切地期望历史能高度地贴合唯实论的世界观，日本人做这么多坏事，他们必须是坏的，而且这个坏必须具体到个体，个体必须为他们的罪恶负责，且这个罪恶应该作为他们每一个人的本质留存在史书上。任何一个多余的追问都会使得“罪恶的本质”暂时地脱离开作为个体的日本人，而上升到更高的维度去听候思考的差遣。在这个时候，每一个敏感的中国人就会怀疑你要为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免罪，而用或情绪化或“思辨”（还是类似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的那番理论）的争吵把你的追问给拽回来，在初审阶段继续将官司打下去。是的，你要深化问题有你的道理，但我不允许你深化问题也有我的道理。即使没有民族感情为我辩护，我的道理仍然坚若磐石，不管是哪位哲学家来了，都无法从其中找出真正的破绽或不合理之处。你对我的任何指控不会成立，或许深化问题的思路的确是对的，但我让问题滞留在当前层面，也不会有任何错误。我将满足于这一有限度的正确，并满足于这一永远不会出错的立场。你可以自作主张地去探讨更加深入的历史因果，但我总会在你的出口把你堵住，让你扯着嗓子承认“虽然我的研究是如何如何，但我承认日军暴行滔天，永世难忘，中国人不能原谅历史”后才放你过去。你的探讨可以出版、可以被传播、可以获得自己的拥趸，但无论如何，它的声音都应该服从于“中国人不能原谅历史”这个挂帅扬旗的总命题。日后如果真的还有一场大审批，或者全民大思考，你当然可以带着你的观点出庭陈述，但如果我们的“总命题”有需要，你的发言时间应该被缩短到一分钟甚至一秒钟，必要的时候，大家暂时不让你发言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中国人不能原谅历史”这个总命题要比你那些鸡零狗碎、充斥着调和与李克忠趣味的意味不明的私货要重要得多。鉴于以上要求，你可以开始你的深入探索了。但我们需要告诫你，你的探索如果被淳朴的群众误会成洗白日本人了，那也是情有可原，不要太有怨言。注意事项宣读完毕，你想好接下来怎么拍了吗？ 我想，稍微知趣的导演在意识到更进一步会带来的压力后，就会像个别日本兵放下日本枪那样，微微发抖着放下自己的摄像机了。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两根火柴突兀地在电影中燃了起来，然后被申奥导演迅速吹灭了。还好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我也看了些影评，很少有人说这个，导演的审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行文至此，有的耐心观众也忍不住发话了。他们会问，好吧，我们搁置掉舆论风向和主流情绪不谈，也不谈往下探索会探索出来些什么，我们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即使可以拍，这部电影有必要拍那么多深入反思的内容么？137分钟都不太够它把主干故事讲好，不够把中国人民的血海深仇讲完道清，再拍什么面向战争本身的反思岂不是更局促了，我看你还是个反思怪。

你说得对，我的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我也觉得这部电影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它没必要再去拍指向战争本身的反思，否则，像小林正树的《人间的条件》那样拍600分钟都拍不太够。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一会儿说中国导演在历史影片中的表达与探索有着极大程度的官方或非官方限制，一会儿又说《南京照相馆》没必要反思那么多，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的，一旦你意识到这是在讨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后，就豁然开朗了。《南京照相馆》如果独立地作为一部电影来看，即使有一些剧情或人物刻画上的硬伤，它也拍得没太大问题，作为电影来说是相对及格的；但如果它作为众多历史影片中的一部影片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坐标有多么尴尬。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中国导演在历史影片中的表达与探索有着极大程度的官方或非官方限制，这就意味着他们拍片子时的选择不会太多，仅只能在有限的范畴里施展拳脚。条条框框一多，作品的上限和张力也就跟着萎缩了。好的艺术家可以戴着镣铐跳舞，但如果你让他提一个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的条件，他的第一个要求绝对是把镣铐给他砸了。在陈述完这一个命题之后，让我们紧接着补充另一个命题，免得本段像是在重复之前的论点。

这个新命题是：电影的观众不是通过一部电影去思考电影、思考历史，而是通过许多部电影去思考电影、思考历史。他收看过的所有作品在他的脑海中会开启一段辩证的历程，有的电影会作为正题，有的电影会作为反题，经过思考后会形成合题，并依次循环往复，不断共同地影响和塑造他的观念，而他将根据自身的观念去观看和思考下一部影片。

结合上个命题，我想我的观点就非常清晰了。很显然，在一个舆论相对包容、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不同的电影在表达同一主题时，可以给出截然相反的风格、故事与哲学。外部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主题都可以被拆分出多个子主题以供艺术家去创造。在面向侵华战争这个历史题材时，如果环境足够理想，那么有的导演可以继续做他擅长的，再拍一部《南京照相馆》；有的导演比较尖锐，宁可顶着骂名也要拍一部以不服从的日军士兵为主角的南京故事片；还有的导演比较神叨叨，直接从226开始讲起，拍一部充满学究趣味的哲学电影；甚至有导演人高艺胆大，直接学起大岛渚，一片惊人地推出了《战场上的快乐除夕》。那么在这种影视环境下，即使观众不会待见那些冲击固有观念的“恶劣”影片，它们的合法与合理存在也会掀起一阵风波，使得面向历史的某些侧面的呈现与分析被迫扎入到观众的观念当中。过往无以为继的探索将在许多部而不是一部影片中继续下去，我们将会获得更加丰富的作品与更加深入大众历史意识。简而言之，历史反思是由多部影片分散、自愿承担的，没有一部电影必须要去反思，但前提是想要反思的影片有这个权利去不受限制地反思。当然，请注意，这只是理想的环境，因为等等又有一个反驳要来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电影去讨论侵华战争？一直恨日本有什么不好？这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一部南京照相馆已经把该讲的都讲了。你去刻意引导这种多元观念，是不是别有用心？李克忠嘴脸和细作嘴脸是不是又藏不住了？”

请记住，本文中的任何一个李克忠议题都是为了朝着更高层级的议题而铺垫过渡的。一直恨日本到底好不好，也早已有定论，我们没必要去争论。在这里，我要探讨的又是另一个问题——在限制极多的情况下，导演拍历史影片的上限不会太高，且影片的内核会倾向于千篇一律。注意，这里说的是内核，而非影片的故事内容或题材等等东西。在众多影片的内核倾向于千篇一律的情况下，观众的内在意识与观念或许会错失辩证运动的机会，从而无法得到合题的提升，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不为人尽皆知的历史翻案没什么问题，让我们暂时达成这一共识。那么，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未来的历史又该如何呢？ 哪一类表现历史性的暴力与罪恶的影片在今天的中国还能不受阻碍地搬上银幕？答案自然是各种抗日与反侵略影片，以及一小部分同样依赖于官方历史定论的古装片。在大多数人都缺乏阅读习惯的情况下，市面上所流行的电影、电视剧与新闻评论是塑造大众观念的最好媒介，尽管它们质量参差不齐。在抗日与反侵略影片的内核相对单一、且其他表现历史性的暴力与罪恶的影片不被允许拍摄的环境下，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只会从这些内核单一的影片中汲取到自身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让我们只讨论电影，而暂时搁置掉其他媒介的信息源吧。在抗日与反侵略影片中，观众会循环往复地看到暴力与罪恶以同样的形式、同样的主体、同样的对立关系得到传递。尽管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暴力与罪行只是中国人所遭受过的所有暴力与罪行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这个修辞并不夸张），但由于观众们最熟悉且往往能看到的也只有这类影像，所以他们就会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洞穴隐喻”里把这种历史性的暴力与罪恶当作是自己的民族所遭受到的占了大头甚至是唯一的历史苦难，从而不由自主地看轻自己并不熟悉的那一部分历史，甚至会因为自身的一知半解与情感上的冷漠（这种冷漠恰恰来自于一知半解）而为那一部分不被允许的历史进行自发地辩护。有分辨力的成年人最多会谬误滑坡到外国人带来的苦难是占了大头的历史苦难这一层面上，而缺乏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乃至小孩，则会产生更加深入的观念谬误滑坡，即，只存在来自于外国人的历史性的暴力与罪恶，且只有这一种暴力是可怕的。因为我们没有见识过其他形式的暴力，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对那些没有被图像化、影视化的暴力产生充满了期待的幻想。很多看完电影的小孩都被日军的暴力给吓到了，但他们对于暴力的恐惧止步于此，如果你多问一句就会知道，他们最想干的事情是把日本人也沙光，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沙日本人并不会比日本人沙中国人少掉一滴血，少一声哇哇的哭喊。由于缺少反题，且正题的声音太过突出、内核太过相似，观众的历史意识与各种认知将会因为缺乏辩证过程而长久地局限在一隅，以矛盾的状态持续存在下去，并影响到他们对于自身现实的判断与认知。不用长此以往地展望，我们现在已经享受到了这样的果实。我们拥有一群害怕暴力但渴望杀光对岸的勇敢的同胞，我们拥有一群坚定地相信三十万但完全否定再添两个零的另一个特殊数字的大是大非不会错的同胞，我们拥有一群认为和平与反思仅只是装点门面的虚伪口号、早日复仇才是要事的真诚的同胞，我们拥有一群不是我见过的历史直接拒绝的爽快的同胞。这些看上去极其矛盾的组合，实则合理无比，因为内在意识的辩证过程早就被人为控制过的外部信息环境给阻滞掉了。同样，因为只拥有且只熟悉自己的历史正题组合，每一个足够自信的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即使有反题存在，也不过只是个微不足道、从属于正题的路边一条的东西。其观念如此牢固，以至于大多数人没有因为这样的“主次分明”而真正获得什么益处，也仍然相信这样的“主次分明”正确无比。当然，能通过这样的“主次分明”去确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或许就是最大的益处了。每个害怕被孤立出去、被骂罕见的人都极其珍视这样的益处，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因为这种大是大非看得清的“主次分明”而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有人认为承担代价值，有人认为承担代价亏，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不论怎样，只要你拥护这种“主次分明”的大是大非观，某一类人肯定是永远不会亏的。这个某一类人也有很大规模了，但由于过于难猜到底是谁，这里就不再展开。

最后，我们就能回到正题，总结一下这个电影的尴尬之处在那里了。电影本身并不尴尬，尴尬的是它的坐标。它被迫和一些同类型、同内核的影片称兄道弟，而它在影片中加入的几个交任务桥段（例如照相馆的人不停地换风景幕布拍照那一段）也说明了它只能和那些影片称兄道弟，这就意味着它也要分担那些影片所受到的长远期待。以前，观众们痛骂抗日神剧，希望来点儿正常的抗日影片。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比较正常的抗日影片，观众们又像是看到了村里的大学生那样，指望它可以兼顾更多的责任，有的观众希望它能加点反思元素，有的观众又嫌它故事讲得不够精炼，等等，说到底还是底子好的影片太少，且因为创作限度较大，底子能看的影片也只有这么多。另一个，还是因为创作限度较大的原因，任何一个想涉及这方面题材的影片，都必须拥有相同的“底子”，抛开一系列底线般的设定和故事不去拍，只去拍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容，能否过审都另说，观众骂不骂还没操心上。由此，《南京照相馆》将不得不背上过多的争议和过高的期待，而且它永远也不可能避开争议并完成这些期待。今后再出来另一个片子，处境也将一样，这是由我国的郭庆所决定的，什么是郭庆，这篇文分析的就是。

犹豫的枪口揭示了导演分析历史的限度，也揭示了诸多国人所享有的其他限度。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人会把越过隐形限度的思考视为过剩的思考，并且将有限度的三观、有限度的正义感、有限度的大是大非、有限度的主次分明视作是一类隐含着大智若愚智慧的民族美德，否则，也不会有“反思怪”这种莫名其妙的词语出现在简体中文的词典上了。对历史进行有限度的分析与记忆，而刻意地扼杀掉引起自身观念重塑的内在辩证过程的种种契机，往往只意味着一件事——你会带着自己有限的意识与观念，去迎来自己有限的未来。尽管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人演绎过了这样的未来，但很多人仍然会觉得，自己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运气也将会是好得不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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